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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为何朱元璋恼怒孟子要将其清理出孔庙

发布时间:2018-12-24 14:22:15 编辑:笔名

揭秘为何朱元璋恼怒孟子要将其清理出孔庙?

首先,这要从对儒生首鼠两端的朱元璋身上找原因。在朱元璋一生的政治生涯中,既重用佛、道,又时而杀戮和尚、道士。对儒家、法家等也是如此,虽然他经常大骂李斯、韩非等法家,但他治国思想的精髓又多是从法家著作中生吞活剥而来的。

朱元璋

他一向标榜孔、孟,言必称三代,儒家思想似乎是他的惟一旗帜,但他在骨子里又实在看不起儒生。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,凡士人肄习案座,皆以独木为之,人问其故,朱元璋回答说:秀才顽,使之坚厚,毋败吾案。(见《明朝小史》卷1)此虽小事一桩,但可以看出读书人在朱元璋心目中处于什么位置。明朝建立之初,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,而且南京中央政权也需要一批文人学士,朱元璋对于罗致治理天下的贤才包括元遗民,还是曾表现出相当的耐心与真诚的。对于一些早期投奔他的读书人,如宋濂、刘基、陶安等,他也一度都非常信任。建国前后,对他们也曾给以特殊优待。如把刘基看成是自己的诸葛亮、张子房(良),从不直呼其名,而尊称之为先生,这算是皇帝所能给予的礼遇了。洪武初年,在制定处州府税粮时,朱元璋还专门为刘基的故乡青田县减免五合亩税,说是要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(《明史·刘基传》)。四先生之一的宋濂,更是一个标准的儒生。他曾做过朱元璋长子朱标的老师,并为朱元璋讲解经史和治国平天下之道。后来任起居注、翰林院学士、知制诰等官,主持修纂《元史》,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,是朱元璋的文学、儒学首席顾问,相当长的时间之内,君臣关系相当融洽(见《明史·宋濂传》)。很早就跟了朱元璋的陶安,也同样受到礼重。朱元璋还亲自为陶安的府邸撰写国朝谋略无双士,翰苑文章家的楹联,使其门楣生辉,文士与荣。

但其他读书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尤其是攻陷大都后从元朝廷转投过来的那些读书人,为朱元璋所鄙视,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推号称元朝国史的危素了。危素在元朝曾参与编修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三史,纂写《后妃》等传。明军入大都,兵入府藏,垂及史册,公(危素)言于镇抚吴勉辈而出之。由是累朝实录无遗缺者,素之力也(《玉堂丛语》卷4)。危学士素以胜国名卿事我太祖,年既高矣,上重其文学,礼待之。一日,上燕坐屏后,素不知也。步履屏外,甚为舒徐。上隔屏问为谁?素对曰:老臣危素。语复雍缓。上低声笑曰:我只道是伯夷、叔齐来。(见《前闻记》)如此学富五车之人,尚且受到如此轻慢,其他人就不用说了,动辄惨遭杀身之祸(见拙文《农民皇帝朱元璋的血腥文字狱》)。

朱元璋对历朝历代所给予各路神仙、名人的各种封号也不甚感兴趣。洪武三年,诏革诸神封号,只是对孔子还算宽容,惟孔子封爵仍旧。且命曲阜庙庭,岁官给牲帑,俾衍圣公供祀事(以上见《明史·礼志四》)。洪武元年(1368年)二月丁未,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(《明史·高祖本纪二》)。又遣使到曲阜致祭,使者临行前,朱元璋谆谆告诫说:仲尼之道,广大悠久,与天地并。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。朕为天下主,期大明教化,以行先圣之道。今既释奠成均,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,尔其敬之。(《明史·礼志四》)但当孔子的后人应诏不赴朝时,朱元璋又龙颜大怒。据史料记载,洪武元年(1368年)三月,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,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正属济宁路,朱元璋便传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到南京去朝见。孔克坚犹豫不决,称病不出,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前往。朱元璋疑心这位袭封衍圣公看不起他这个出身微贱的皇帝,感觉受了莫大污辱,虽再三压抑,终是恼怒难消,便拟一诏书,快马送给孔克坚,说道:吾虽起庶民,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,汉之高祖也。尔言有疾,

揭秘为何朱元璋恼怒孟子要将其清理出孔庙

未知实否。若称疾以慢吾,不可也。孔克坚这才感觉大事不妙,便日夜兼程地赶到了南京。孔克坚的到来,使元璋转怒为喜。洪武元年(1368)四月初八,元璋在谨身殿态度亲切而温和地召见了孔克坚。八月壬申,诏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,并如前代制(《明史·高祖本纪二》)。从此,明清相沿,对袭封衍圣公便只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。朱元璋还赐给孔府土地约60万亩,并钦赐洒扫户115户。如此而已。

但极度自尊、刚愎自用的朱元璋,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灵魂的存在,是一百个不情愿。洪武二年(1369年),他就曾下诏说:孔庙春秋释奠,止行于曲阜,天下不必通祀。诏令一下,朝野大哗。如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就伏阙上疏言:孔子垂教万世,天下共尊其教,故天下得通祀孔子,报本之礼不可废。侍郎程徐也上疏劝谏说:古今祀典,独社稷、三皇与孔子通祀。天下民非社稷、三皇则无以生,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皆圣人也;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,载之于经,仪范百王,师表万世,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,孔子力也。孔子以道设教,天下祀之,非祀其人,祀其道也。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,由其教,行其道,而不得举其祀,非所以维人心、扶世教也。(见《明史·钱唐传》)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,朱元璋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,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。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,于是几年之后,便把这一腔的无名之火发在了孟子老先生的头上了。

其次,要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原因。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,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表现得为突出。他有一句名言: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孟子认为,土地、人民、政事是国家的三宝,谁能保护人民,那他就一定能称王。因为保民而王,莫之能御也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。如果残害百姓,就是孤家寡人的一夫,这种人是不配得天下的,即使得到天下,也应该被打倒。推翻这样的天子,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,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,是为民除害。孟子说:得天下有道。得其民,斯得天下。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得到天下的人,如果失去了人民,那就一定会失去天下。反之,没有天下的人,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,那就一定能得到天下。是故,得乎丘民而为天子,得乎天子为诸侯,得乎诸侯为大夫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。就是说,丘民即人民比天子更重要。所以,汉代的赵岐在注民为贵一章时所说的言得民为君,得君为臣,论君民社稷之轻重也(《孟子注疏·尽心下》),深得孟子的旨趣。

朱元璋

天子若不能保民,天下之人就可以得而共诛之。所以,孟子并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姓一人。孔子曾说过: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(《论语·八佾》)那么,如果君使臣不以礼,臣将如何办呢?孔子并没有继续往下说。而孟子却接着孔子的话进行了进一步发挥。他说: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也就是说,在孟子的心目中,根本就不存在的天子权威,君臣关系也是相对的。他说:说大人则藐视之,勿视其巍巍然。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若天子不仁,则不保四海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。这里孟子所说的仁,主要是对民来说的。为了得到天下,保有四海,天子就必须实行仁政,爱护人民。

那么,怎样才能得民呢?孟子认为,要为民所想,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。得其民有道,得其心,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,所欲,与之聚之;所恶,勿施尔也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。即为民兴利和为民除害,孟子把这种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之为仁政、王道。与此相反,以力服人而丧失民心,孟子称之为霸道、暴君。比较这两种政治,孟子进一步认为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,力不赡也;以德服人者,中心悦而诚服也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。天子若以德服人,就是仁者,而仁者则是的(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。仁者为什么会于天下呢?孟子说是因为得道,得道者多助,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,得人和,当然也就会所向了。以力服人的暴君,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,就不断地发动战争,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;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,这样就犯了大罪,应该服上刑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。生活于战国战乱不休、杀人如麻这种乱世之中的孟子,能有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,是难能可贵的。但这些思想火花,对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来说尤其刺眼。再加上朱元璋本来就对孟子那个时代异说纷呈的各种学说很反感,还在洪武元年的一次与儒学之臣讨论学术问题时,朱元璋就曾说过:战国之时,纵横捭阖之徒,肆其邪说。诸侯急于利者多从之,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之以亡,此诚何益?邪说之害道,犹美味之悦口、美色之眩目,夫邪说不去,则正道不兴,天下焉得而治!(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14)基于这种心理,政暇之时,经常翻阅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书《孟子》的朱元璋,看到这些内容就不高兴了,因此厄运也就必然地降落到孟子的头上了。

事件的始末和结果

罢全国普遍祭祀孔子的问题终没能执行,朱元璋本来就一直耿耿于怀。洪武五年的一天,朱元璋不经意之中又在翻看《孟子》,见那民贵,君轻,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以及霸道、暴君、一夫之类的话,更觉得如芒刺在背。一边读,一边骂道:如此荒谬之言,哪里像臣子说的话?倘此老在今日,岂可免我一刀。当天就命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殿外,不得配享。并发狠地说,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,且命金吾射之(《明朝小史》卷2)。看到这个圣旨,满朝文武,惊恐不知所措。这时,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,抗疏直言,为孟子鸣冤。朱元璋当然是愤怒异常,内侍把皇上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。钱唐说:臣为孟轲而死,死有余荣。(《明史·钱唐传》)说罢,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,袒着胸,抱着必死的决心,直向奉天殿方向走去(见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卷1)。朝堂的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。内侍们也飞跑进去禀报。只见朱元璋果然命金吾卫士杀气腾腾地引满弓,正等着钱唐的到来。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模样,气头上的朱元璋更加恼恨,便真的让金吾卫士连射了好几箭,钱唐的左臂、右肩、胸部都中了箭,被射倒在朝堂上,但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。看着钱唐痛苦而坚毅的样子,朱元璋终于退缩了。此事之后,朱元璋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,还命令太医院的太医仔细地为他治疗箭伤(见《明朝小史》卷2)。第二年,冷静下来的朱元璋,就下了一道谕旨说孟子辨异端,辟邪说,发明孔子之道,配享如故,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(《明史·礼志四》)。如此说来,钱唐对亚圣孟子可谓居功至伟,难怪后人对其赞不绝口了,后人有诗云:引棺绝粒箭当胸,拼死扶持亚圣公。仁义七篇文莫蠹,冕旒千载绘仍龙。批鳞既奋回天力,没齿终成卫道功。那得洪恩遍寰宇,泮宫东畔置祠宫。(见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卷1)

朱元璋

但朱元璋觉得这个孟老头实在有点讨厌,什么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;什么草芥、寇仇;什么杀人之父,人亦杀其父,杀人之兄,人亦杀其兄;什么残贼之人,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,未闻弑君也;什么君有大过则谏,反复之而不听,则易位等,这些真有点像是指着鼻子在数落自己。特别是《孟子》又是官定的《四书》之一,各级学校用来做教本,科举考试用来命题,这岂不把天下的学子们都教坏了?至洪武二十七年,朱元璋终还是没有放过孟子。既然配享不能动,我动你的书应该可以了吧。于是,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《孟子》进行删节。82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奉命后战战兢兢,经过反复揣摩,共删掉85条朱元璋感到刺眼的内容,保留170余条,成《孟子节文》一书。朱元璋立即下了一道诏书,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,课士不以命题,科举不以取士,一以圣贤中正之学(指《孟子节文》这部书)为本(刘三吾《〈孟子节文〉题辞》)。孟子配享的这段公案,到此才算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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